趙恩潔專欄｜疫情是一種社會關係

蘇珊． 桑塔格是美國重要的思想家，其著作《疾病的隱喻》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。（圖片來源／Susan Sontag臉書）

戰爭作為防疫的譬喻，即使是最權威的科學家也無法避免

在這次全球防疫期間，不論是避開大規模死傷的地方如台灣與紐西蘭，或者橫屍遍地之處如歐美，基本上都無法繞過經歷「戰爭作為防疫之譬喻」的過程。戰爭作為防疫的譬喻，即使是最權威的科學家也無法避免。

科學雜誌今年五月份裡頭有一張插畫，正描繪了戰爭的景象。一排穿著手術服與臉戴口罩的醫生，手上握住一支支神似飛彈、填滿疫苗的針筒，對準已被團團圍住的敵人，一顆如帶刺星球般的新型冠狀病毒。

表面上，這似乎是全球科學團隊能做的最合理之事，當前的首要之務，也是這場全球疫情公認真正唯一有效的救星：研發疫苗。

是天災，還是人禍？疫苗真的是我們的救星嗎？

然而，疫苗真的是我們的救星嗎？在期待疫苗被研發出來的同時，我們呼籲「防病毒，不防人」，希望「讓醫學歸醫學、社會歸社會」，彷彿只需要了解一個客觀的病毒，研發一個未來的疫苗，這一場惡夢就能徹底結束。

這種醫學與社會可以相對輕易切割開來的論點，其實在桑塔格疾病隱喻論的挪用中相當清楚。然而，過於素樸的科學主義本身忽略了，如果不是人類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，人畜共通疾病不會發展至此。如果不是起初的隱匿，全球浩劫也不至釀成。換言之，疫情本身的組成就有極高的社會成分，使得天災與人禍的劃分難以適用。

台灣社會害怕被併吞的慾望強烈，而對於SARS記憶的恐懼同樣強烈

有了這層了解，就更能理解像台灣與歐美所面臨的截然不同疫情。

在台灣，對疫情的抵抗，本身也同時是一種政治認同的展現，一種對中國的抵抗。台灣社會害怕被併吞的慾望強烈，而對於SARS記憶的恐懼同樣強烈。正是過往的醫療記憶與主觀的抗中因素，使得全國上下傾注人力物力，只求擋下瘟疫。相反的，歐美起初表現出自我優越的種族主義，錯估而認定這場瘟疫僅亞洲專屬。他們毫無備戰就遭受大軍來襲，以至於敵人長驅直入而死傷慘重。等到開始反擊時，醫療裝備捉襟見肘。歐美的病毒並非天生比較「毒」。是社會過程讓它變傳播開了，變異了，變毒了。

當我們超越僵固的病毒與身體，而將防疫當成一套套技術、默會知識與政治互動相連的網絡結果時，防疫如作戰就不再只是譬喻，而是真實。當然，作戰的譬喻讓人很不舒服，但有餘地感到不舒服本身也是一種特權。畢竟，位於第一線者，生死一直都是血淋淋的事實。一位多年在中東戰場擔任醫師說，這次全球疫情，其實與他過去在戰地的經驗有許多相似之處：敵人隨時可能出現、不確定與未知、我們隨時可能喪命。

歐美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，也有高度的社會因素。（圖片來源／Unsplash‎）

台灣不只透過中國來想像疫情，更透過疫情來重新想像中國

作戰不是譬喻的第二個層次，是台灣特殊的政治敏感度。我們不只是透過中國來想像疫情，我們更是透過疫情來重新想像中國。這構成了一種雙向關係，如Sheila Jasanoff說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一起被生產出來的那個過程。不是社會決定論也不是生物決定論，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社會物質過程。換言之，不是一個客觀不變的病毒在那哩，我們強加政治意義上去。而是病毒本身的特性與牠的意象，已經成為多數台灣人重新想像中國，以及強調拉開距離的一部份。

如果說在疫苗出來以前，這樣高度政治化的作戰狀態都很難被輕易丟掉，那麼，是不是一旦疫苗出來了，就萬事太平了呢？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

全球疫苗運動，美國民眾不信任疫苗、僅半數願意接種

全球的反疫苗運動，尤其是美國的反疫苗運動，會拉長我們達到控制這個疾病的時間。有必要澄清，所謂的反疫苗運動，其實是全球的少數群眾，而且他們是對特定的疫苗不信任，不見得是全面對疫苗不信任。

只是，近年來，美國的反疫苗運動變得越來越分散、去中心，而企圖糾正許多反疫苗謠言的團體，幾乎與前者處在平行宇宙，尚未打擊到要害。尤其，近來一份報告指出，美國要達到herd immunity需要55%~80%的人施打疫苗，但根據民調只有50%的民眾願意接種疫苗。

紅色是反疫苗網絡，藍色是支持疫苗者。（圖片來源／截自insider網站）

使人生病的，一直以來都不只是病菌本身而已

反疫苗運動與美國長期的醫療問題彼此加劇。美國人對於醫療制度的不信任、疏離，其實都在好幾千萬人長期缺乏財力就醫的事實中隱隱作痛。

一方面，大規模謠言不斷講述講疫苗的不安全、導致流感、不育，乃至疫苗與疫情純屬自由派陰謀，目的是奪走人的自由或讓大藥廠海撈一票等論述。另一方面，因為白人中產與菁英常被小兒科醫師告知，疫苗只是用來保護沒有能力照顧小孩的貧困有色人種，尤其是生活環境條件較差者。疫苗於是變成了一種邊緣者與受壓迫者一種額外的負擔，一種必須保護白人既得利益階級的負擔，或是被懷疑是一場圖利的騙局。防疫是種族問題、階級問題，更是政治問題。

使人生病的，一直以來都不只是病菌本身而已。不論是科學主義、種族歧視，或政治壓迫，社會讓我們生病，政治也讓我們生病。但與其把病毒與社會截然二分當成解方，我們更需要把疫情脈絡化為成一個個社會物質的網絡結果，正如把人與非人都當成行動者的行動網絡理論（Actor-Network-Theory）所呼籲的那般，以求更寬廣多元的生存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