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訪】在紅線之內提問！港國安法上路後　關震海因這原因留下做新聞

2020年「香港國安法」實施後，香港媒體版圖劇烈改變。《立場新聞》與《眾新聞》相繼關閉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遭捕，不少新聞工作者離開香港或轉行。香港獨立記者、《誌HK FEATURE》創辦人關震海則選擇留在香港，他說「因為香港還需要這些新聞。」

專訪關震海那天，眾聲嘈雜的台北國際書展方落幕，黎智英日前遭判刑20年，關震海不斷看著手機跳出來的訊息。他認為「香港國安法」是引入一套不同於香港傳統普通法的法律邏輯。法庭仍然開放旁聽，記者仍可進場採訪，但他直言：「你知道它已經不是以前那種運作方式。」

風險未必立即體現在法庭，而是滲入日常生活。關震海提到，媒體可能被正式投訴、被公開點名，家人受到威脅，這種不確定性，使不少人選擇退一步，編輯室必須反覆衡量證據是否充分、用字是否精準、是否值得承擔可能後果。這種風險管理，成為新聞工作的新日常。

他因此養成某種近乎本能的警覺。搭地鐵時習慣走到最後一節車廂，以便觀察周遭；踏進辦公室前，會留意附近停了哪些車。有一段時間，他的照片被惡意改圖，頭像被拼接在刀刃上流傳。「我做記者有什麼錯？為什麼要弄到好像有生命危險？」他說。

手機不斷震動，關震海滑開螢幕，顯示的是《誌 HK FEATURE》近期發布的新聞，並未特別著墨黎智英的消息。他說明，香港的新聞紅線是一整套風險結構，第一層是國家層級的敏感議題，例如涉及外國制裁或六四事件的紀念活動，「這些幾乎沒有人再碰，界線已相當清楚。」他說。

什麼時候覺得香港不一樣了？關震海提到2023年，當時他試圖以較生活化的角度處理六四議題，訪問在港年輕人對歷史記憶的看法，其中一名受訪者不久後竟遭拘捕。如今，每逢六四前後，他的辦公室樓下都出現國安巡邏。

關震海認為，香港的自由確實收縮了，但若無法清楚辨識界線，恐懼只會被放大，「知道哪裡是線，反而比較容易工作。」第二層是與警察及執法部門相關的報導，這是他認為最微妙、也最難預測的一條紅線。

關震海舉例，過去警方在記者會上公布案情，記者理所當然會反覆追問細節，例如死因是否經法醫確認、有沒有現場影像、執法是否合乎比例等，這些都是新聞專業的一部分，如今，追問本身可能被視為挑戰或質疑執法權威，風險隨之提高。

關震海又以去（2025）年的香港宏福苑大火為例，外界對起火原因與責任歸屬有諸多疑問，記者若追問是否涉及樓宇結構、消防設施的管理責任是否到位，問題往往又與執法與監管部門的作為有關，如何措辭必須格外審慎，《誌HK FEATURE》曾報導相關內容，點閱率高，但後續跟進者寥寥。

關震海感受到的壓力，並非來自立即性的執法行動，而是公共討論空間的收縮。學者多半婉拒評論，受訪對象猶豫再三，連部分原本積極參與公共討論的人，也因顧慮而不願轉發相關內容，「那種只有自己在講的感覺，才是最孤單的。」他說。

第三層則是一般行政與商業議題，也是他認為仍有發揮空間之處，「政治貪腐、公共工程、弱勢處境，這些我不會怕。」但前提是，報導必須更精準、更謹慎。在他看來，合理風險評估與自我審查之間的差別，在於是否仍然嘗試把事情說清楚，而不是主動放棄。

關震海形容香港新聞場景有些像1980年代，沒有高度對立的政治光譜，頭版多是國際與經濟新聞，社會版則關注民生議題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《誌HK FEATURE》的定位逐漸清晰，做主流媒體不再優先處理的題材，性別暴力、勞工權益、弱勢社群故事成為主要關注方向。

在政治光譜淡化之後，公共討論並未消失，只是轉移。《誌HK FEATURE》的選題某程度上填補了一種真空，當主流媒體更趨保守，深度的社會結構報導反而更顯稀缺。關震海強調，「Feature」的價值，在於把人的處境寫清楚。

《誌HKFEATURE》的報導題材觸及平台外送員在制度灰色地帶下的勞動風險、劏房戶的租金壓力以及精神健康復元者的社區融入困境，這些題材少有即時政治張力，卻直接觸及城市運作的基層結構與個體生存狀態。

大量香港媒體人移居海外，在台灣、英國或加拿大成立新媒體，在他看來，境外媒體有兩個功能，一是報導香港本地難以處理的題材，二是維繫流亡社群的身份與討論空間。但他也強調，在地與海外的感受存在溫差，有些微妙變化，必須在場、在這座城市才能感受。

關震海提及，他有7成媒體朋友已離開香港，他也曾思考是否移居。這座城市讓他感到陌生與孤獨，但他仍選擇留下，理由其實很簡單，「因為我是香港人。香港還需要這些新聞。」他認為，香港尚未走到全面失聲的地步。只要仍有空間、仍有讀者，他就願意繼續報導香港人需要的新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