於是那陣子有很多的呼籲報導,在談身體自主權、談蝴蝶朵朵的繪本、談女孩的家長們怎麼教育孩子保護自己,或者談家長怎麼控管孩子的網路使用、怎麼從警政法的角度杜絕防範和嚴加裁罰。
我卻沒有看到報導在談,男孩的家長該怎麼跟「男孩」談終止性暴力?沒有看到報導在談,「男人」在這一場終止性暴力的征戰中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和位置?
關鍵的,不是一直都是加害的「男人」嗎?
為什麼加害的男性在這一個安全網建置、停止傷害的討論過程裡被省去?
加害者的角色在安全網建置時,時常被省去。(圖片來源/UNSPLASH)
通常在這樣的新聞裡,加害者被從群體中自外開來,以一種「惡魔般的、特例性的、個人道德淪喪」的位置安放,彷彿他們只是什麼道德量尺壞掉的怪胎,除之而社稷則安康。我們只需要「教育受害者」避開這一類「壞掉的加害者」,就沒事了。而我們忘了,社會是一個有機體。意思是這個壞掉的人,是從這個環境長出來的。
環境裡,必然有什麼,滋長了這個壞掉的部份。
N號房迫使人們,無法再假裝出問題的只是趙周彬(最可怕的主嫌)而已。事實上,加害者規模之大、數量增加之迅速,都是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原因。在這些隱密的通訊群組中,觀看未成年性剝削影片的二十六萬人男性之中,許多都是正常的上班族、學生,有家庭、有伴侶、有工作,所謂的「安全而正常的男人或男孩」,但這二十六萬人之中,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樣的事情不對勁,發出警訊、做出行動。整個事件的吹哨者,僅僅是兩名對記者工作充滿嚮往的女大學生。
你會問自己,為什麼這些「正常而安全」的男人和男孩,沒有挺身而出?
他們沒有惻隱之心嗎?他們沒有罪惡感嗎?他們沒有母親、姊妹、妻子、女兒嗎?
美國一位致力於終止性暴力的倡議者,Tony Porter,2010年時曾在TED有一場倡議的演講,在談Man Box裡頭的規則:如果你是一個真男人,那麼你應該要如何表現、如何想、如何說話,並且把女性視為物品以及被宰制者。
Polce-Lynch(2002/2019)在《男孩情緒教養》一書中,提到這些規範經常是防不勝防地從男孩們所處的小群體而來,從那些更大的男孩而來,像天羅地網一樣地覆蓋在孩子的世界裡,孩子出於害怕不受同伴接納和喜歡,很難不去在乎以及跟隨這些性別的規則。
貧民區長大的Porter就在TED的演講中,分享了自己12歲時,如何在同伴們對一個精神疾患女孩集體性侵的過程中,被「如果我不照著做,我將從此在這個群體裡被看扁、失去地位、成為魯蛇」這樣的恐懼感完全地包圍,即便自己很害怕、對整件事情感到不舒服和不對勁,12歲的他也僅能想到方法讓自己不加入迫害,離開現場,卻沒有對受害的女孩伸出援手。
除非一個男孩或男人在群體中展現出對女性的惡意時,會失去地位,而不是得到地位,否則對女性的傷害,將不會停止。
在遇到像N號房這樣的社會案件時,令人驚訝的是看起來「正常安全的」男性並沒有挺身而出。(圖片來源/UNSPLASH)
Jackson Katz在2012十一月的TED演講裡,講到了幾個重要的觀點,我認為非常關鍵:
1、性暴力不是女人的問題,它事實上是「男人的問題」,當我們描述這是女人的問題時,處在優勢位置(晚上走夜路不需要擔心被跟蹤,穿得好看不需要擔心被騷擾,約會的時候不需要擔心被強暴)的男人經常自動把耳朵關上,認為那不關自己的事情,而不會往內反省。
2、對女性以及弱勢的惡意,經常是男性在男性的群體中鞏固地位、與友伴連結、獲得權力的方式。男性真正恐懼的是失去地位與尊敬,關鍵不在性別,在權力。所以當這個社會有一種普遍的氛圍,是一個男人公開地顯示出對女性或是弱勢者的惡意時,他會在男性同伴之間失去地位而不是得到地位,你可以想像,性暴力和罷凌都會消失。
3、學會善待女性和各種階級上居於弱勢的個體,不是政治正確的訓練,而是如何做一個好領導人的訓練。性暴力不只是男人的問題,它還是有權力的男性領袖的領導力問題。一個好的領導者,應該要在所有弱勢面對惡意的時候挺身而出!
有權力的成年男人才是應該負起責任挺身而出的人,不是女人,不是青少年,也不是小孩。
請你帶頭,在每一個黃色笑話出現的時候,嚴肅地說:「我不認為這很幽默,以後請不要開這種玩笑。」在每一個對女性的品頭論足出現的時候,嚴肅地說:「我不認為講這些事情是合適的,以後請不要再講。」
在每一次你聽到有可能會合理化性騷擾、合理化非合意性行為、合理化不當追求、合理化不尊重別人的身體自主權的說法或是作法的時候,都要帶頭停下來,要這些年輕的男人和男孩想一想,他們在做什麼?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?他們為什麼這樣說?他們希望說了跟做了以後得到什麼?讓他們明確地感受到,這些舉動,會危害到他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和歸屬,而你期待他們改變。
停止再說「這也無傷大雅嘛~」、「不要理他就好了~」、「男生就是這樣不用太在意~」
從你開始,責無旁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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