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通過　專家呼籲進一步完善法治結構

立法院於去年底三讀通過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，成為我國科技治理的重要里程碑，確保技術應用符合社會倫理，維護國家文化價值及提升國際競爭力。前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煌日前投書《最高檢察署月刊》（註）指出，若是僅制定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而未同步建構具體可操作的專法或調整現行相關法規，恐使AI治理流於形式，甚至帶來刑事程序失衡、行政裁量失控及憲法審查空洞化等風險。



我國向來以先進科技為傲，贏得科技島美名，尤以人工智慧(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以下簡稱AI）的高度發展為最。繼許多國家紛紛制定人工智慧法規範，監理人工智慧的持續發展，我國不落人後，經由立法
院於2025年12月23日三讀通過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，作為回應人工智慧發展風險與治理需求的核心立法選擇。

該法共計17條，明確提出「永續發展與福祉」、「人類自主」、「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」、「資安與安全」、「透明與可解釋」、「公平與不歧視」以及「問責」等七大原則，旨在促進以人為本的人工智慧研發與產業發展，並強調建構安全的AI應用環境，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及落實數位平權。

AI基本法的挑戰：治理起點還是終點？

近年來，台灣立法體系中頻繁出現以「基本法」回應新興風險的趨勢，包括弱勢族群、環境生態、科技發展及人權保障等領域。然而，有關基本法是否能承載制度建構的重任，或僅淪為政策宣示的工具，仍需進一步檢驗。

林輝煌表示，人工智慧技術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已遠超出產業創新或行政效率層面，其涉及人民基本權利、國家公權力行使方式及司法判斷結構的深層變革。若僅以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作為治理框架，恐無法應對AI治理中高度複雜且風險導向的挑戰，甚至可能因規範密度不足而導致制度性缺陷。

三大制度風險浮現

林輝煌從刑事程序、行政法治及憲法審查三個面向分析指出，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可能引發以下三大風險：

1、刑事程序中正當法律程序的弱化
人工智慧技術已廣泛應用於犯罪預測、風險評估、證據分析等刑事司法流程，但目前相關規範僅停留於抽象原則層面，對具體運用情境缺乏明確指引。這可能導致演算法被視為「中立」或「客觀」的證據來源，削弱法院對證據可靠性的審查，進一步侵蝕程序正義。

2、行政裁量的擴張與法律保留原則的空洞化
在行政管制中，若僅依賴原則性規範，可能導致行政機關裁量權過度擴張或責任模糊。此外，私人企業開發並運作的AI系統，其決策結果直接影響公共利益，但現行法律對監督機制與責任歸屬未有具體規範，恐形成治理真空。

3、憲法審查中的可審查性不足
人工智慧對隱私權、平等權等基本權利的潛在影響顯著，但目前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僅為價值宣示性文件，缺乏足夠的規範密度以支持憲法層級的審查。在面對AI決策引發的基本權爭議時，可能無法提供有效救濟基礎。

三層式法治建構

針對上述挑戰，林輝煌則呼籲我國應採取三層次的AI法治建構策略，以實現真正可執行、可監督且可持續的科技治理：

1、第一層：AI基本法作為價值與治理架構
基本法應聚焦於政策方向和價值原則的宣示，包括明確界定AI風險分類、建立跨部會治理機制及設定後續專法立法義務和時程。

2、第二層：高風險AI專法
優先針對司法、醫療、金融等高風險領域制定專門法律，設置如AI影響評估、上線前審查與撤回機制等具體規範，同時保障人民知情權、拒絕權及人工覆核權。

3、第三層：既有法律的AI化修正
系統性修訂《刑事訴訟法》、《行政程序法》、《個資法》等現行法律，補強演算法透明度、責任追究及救濟機制，確保AI技術能無縫融入既有法律框架。

科技治理不能只靠宣言 必須承擔制度細化的政治與法律成本

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的通過標誌著台灣在AI治理上的重要一步，但其真正挑戰在於後續是否能完成繁瑣且必要的制度細化工程。專家強調，科技治理不能僅停留於政策宣言，而需付諸行動，透過多層次立法與修正，使AI治理真正內建於法治結構中。唯有如此，我國才能在人工智慧時代中兼顧創新與權利保障，實現科技與社會的永續發展。

(註)：林輝煌，「我國人工智慧基本法之制度性侷限與法治落實之道 – 從刑事程序、行政法與憲法審查觀點出發」，《最高檢察署月刊》第41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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