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著一只行囊,浪跡天涯,尋找隱沒在時間巨河裡的歷史本文。這份工作聽來令喜好自由的年輕人心生嚮往。早在 1982 年開始,專研藝術史的顏娟英便揹著背包,前往陝西、河南、新疆、巴基斯坦各地苦行,尋找被歲月保留下來的石窟與造像碑。本文專訪顏娟英,聊聊為何要這麼辛苦?
乍看像旅人的顏娟英,真實身分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。眼前是巴基斯坦的 Taxila 法王塔遺址,曾是古代學習佛教的中心。(攝影/凃寬裕)
我大學是歷史系,碩士讀藝術史,那是 1970-1980 年代,那時臺灣只有故宮的收藏,因此藝術史研究多以「書畫」為主。後來去哈佛大學讀藝術史博士,我突然發現自己不想再重複過去學習的歷程。選擇佛教藝術是因為,那個年代在臺灣佛教藝術沒什麼人研究,直到現在也很少。
對於篤信佛教的朝代,例如北朝、唐代,佛教藝術可以了解那個朝代的文化精髓。
不過,臺灣缺少公家或私人單位收藏,日本和美國的博物館雖然有佛教藝術的館藏,但主要是石雕像、木雕像,它們本來是石窟裡的一塊、或是佛寺裡的一部分,放在博物館裡已失去原本的空間和時代背景。
我的藝術史訓練過程,被要求到現場去實地認識、進行田野調查,才能了解佛教藝術的信仰背景。因此 1982 年還是學生的時候,我就揹著背包,自己跑到中國半年,到處尋找石窟裡的佛教藝術、還有造像碑等等,一直持續研究到現在。
因為中國早期的寺院,尤其是唐代以前的寺院幾乎都毀了。佛教的都城有兩種命運,一種是像中國的古都洛陽,歷經北魏、東魏、唐代都是佛教的都城,但隨著朝代更迭,這些寺院都被燒毀了。即使當時有幸還剩下一兩間寺院,木頭也會被後人拆下運走。
佛教都城的另一種命運,是像日本的奈良和京都。奈良和京都也有很多佛寺,也經歷過戰爭受損,然而不管重建要花多少時間金錢,透過貴族或民眾的力量會再將它重建起來,把歷史記憶和文化藝術重新發揚光大。例如東大寺的奈良大佛,從八世紀中到現在,依然是亞洲最大的佛像。
與奈良和京都相比,洛陽的佛寺失去就沒有了。因此,如果現在想了解唐代以前的佛教藝術,只能到石窟裡去找,例如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、甘肅的敦煌莫高窟、山西的雲岡石窟,還能看到 5 世紀時期以來的佛教藝術。
為什麼是石窟?這是從佛教的發源地印度傳來的習慣,原本是僧人為了躲雨。
印度夏天的雨季很長,早期印度托缽遊化的佛教僧人需要找地方躲雨,而且一躲就是好幾個禮拜。僧人不太有錢,只能找天然的山洞、石窟安居修行,又稱作「夏安居」、「雨安居」。在石窟裡得住一段時間,僧人就造佛像、佛塔來禮拜,或是造禪修的小房,在石窟裡發展出佛教藝術,然後這習慣隨著佛教傳播而進入中亞和中國。
北魏時期(約 480 年代),山西雲岡石窟 11 窟,西壁上層南側坐佛龕。主尊是說法的佛陀,下方基座有小小的佛陀涅槃圖像。(資料來源/顏娟英,〈生與死──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〉,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39 (2015.9):1-48。)
在石窟進行田野調查時,要實地踏察、問當地人、或是參考出版品,看看哪裡有發現哪些圖像或石刻等等,並以文字和攝影紀錄。1982 年那時我還是個學生,最糟糕的狀況是千里迢迢到了石窟門口,但他們不讓你進去看、不讓你拍照。
沿路要靠很多貴人幫忙,雖然有艱難的時候,但是遇到貴人會有意外的收穫。
最近十幾二十年來成為研究員後,我會先跟當地的學者聯繫,事先聯繫好,對方會比較願意帶你去找石窟,或是當地會願意開放石窟給你看。我每年都會去探訪石窟,但畢竟研究對象在中國,不是隨時想去就可以去,而且去的時間也有限。
若要和當地學者相比,我們的優勢是可以多跑許多地方,甚至遠到南亞、東南亞、日本、韓國,用大範圍的視野來理解石窟藝術隨著地域和時間的變化。例如我的研究〈生與死──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〉,整理了敦煌石窟、響堂山石窟、龍門石窟、雲岡石窟、國外博物館藏等地的涅槃圖像,找出這些涅槃圖像背後的信仰背景,與圖像隨著朝代更迭的變化。
其中可看出,北魏早期佛教藝術的主題多為吉祥的佛誕,因為那時候受到儒教影響,迴避不容易理解的死亡。但到了北魏晚期,宮廷政變一直發生,當時的人面對生命無常,造佛像也就傾向選擇思惟像、涅槃圖像,來呼應對現世不安的心境。
造像碑常常被放在都城的街頭,其實那時候馬路沒有幾條,就放在眾人可以看到的地方,做為宣揚佛教的工具。
北朝時期佛教風氣興盛,有許多僧人到處遊化、宣揚佛法。這些遊化僧會在各地住一段時間,舉辦像研習營一樣的活動,內容包含八關齋戒、吃素、聽佛法等等,並且鼓勵參與的民眾組成「邑義團體」,在街頭立佛像、將捐助人的名字寫在造像碑上面。例如北魏早期的〈皇興造像碑〉,就是集眾人之力,而碑陰像幅連環漫畫(見下圖),用容易看懂的圖像傳遞佛教經典的組合意義。
皇興造像碑,北魏興皇五年 (471),陝西興平縣出土,西安碑林博物館藏。正面雕刻充滿希望的未來佛,背面刻著佛誕、出家、修菩薩行的連環故事。(資料來源/〈生與死─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〉,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39 (2015.9):1-48。)
就是多讀多看、反覆旁敲側擊。(笑)
1982 年我去中國找石窟時,中國幾乎沒什麼僧人可以問,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。甚至 2004 年我在響堂山石窟,遇到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婦,來到石窟想要拜佛求子,但卻不知道怎麼拜才好,呈現出佛教文化傳承的斷層。但近年來,中國年輕一代學習的心比較旺盛、也能吃苦,越來越多人投入佛教文化與藝術的領域中。
「圖像學」是田野調查的基礎,才能看懂佛教藝術裡的圖像典故,這在訓練過程中可以透過書本研究學習。例如「連理樹」從漢代開始就是祥瑞的象徵,可見於史書記載。在中國古代,如果你在家裡附近發現連理樹,可以去跟當地官員說、上報朝廷此處有祥瑞,就可以得到褒獎,因為祥瑞的出現代表聖上英明、太平盛世。
北齊天保十年 (559),龍樹思惟像基座浮雕,東京國立博物館藏。涅槃圖像後有八棵分叉的連理樹,讓涅槃的死亡帶有正面的意義。(資料來源/〈生與死──北朝涅槃圖像的發展〉,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39 (2015.9):1-48。)
聖蹟是經過歷史文化的淬鍊後,才被大家肯定、接受的。用謙虛學習的心,才能客觀理解聖蹟的背景與意涵。至於每個人內心的感受,就是不可思議的、無法言說的、信不信由你的。(溫和地笑)
文章出處:研之有物(原文標題:在石窟找歷史的背包客──顏娟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