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 7 點,亞東醫院「唯二」的器官協調師潘瑾慧出了家門,8 點前就抵達醫院。打開電腦,是一長串的待辦事項:檢視加護病房每床病人狀況、準備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、整理醫院評鑑的內容。常出現在行程表的,還有跨科室會議、移植門診跟診,以及活體移植病例討論會。
無論是在繁忙的工作中,還是下班後與家人、朋友的談笑時分,當器官捐贈電話響起的那一刻,潘瑾慧的一切行程都要停止。一通電話,是死亡的到來,也是重生的契機,對器官協調師來說,則是馬拉松起跑的汽笛聲。
潘瑾慧曾在臺大醫院擔任 3 年器官協調師,後轉至亞東醫院工作,「我隨身都會有個『逃難小背包』放在辦公室裡,換洗衣服都要帶去,因為在那邊可能要花 3 天處理一個 case。」已經從業近 14 年的潘瑾慧說:「最長的經驗是,我有 7 天都沒有回家。」豐富的資歷,讓她成為公視戲劇《生死接線員》的資深器官協調師原型。
亞東醫院協調師潘瑾慧。(圖片提供/公視;太報編輯處理)
「器官協調師」是器官捐贈現場的第一線人員,全臺灣僅有 100 人左右,在每個醫院裡的所屬單位、職責分配、甚至職稱,都不盡相同。舉例而言,器官協調師在林口長庚隸屬社工室,在亞東醫院隸屬護理部,有些則隸屬外科部。
器官協調師的工作中,不只要面對痛失親人的家屬,還要一手掌握整個流程。當病患情況不樂觀且家屬不排斥器捐時,主治醫師一通電話,器官協調師就會立即抵達現場,與社工師一同向家屬說明器捐情況,詢問是否同意捐贈。在高度的時間壓力下,必須盡力同理家屬、覺察家屬是否做好心理準備、並且完成攸關另一個生命的器捐工作,是器官協調師最大的挑戰。
取得同意書後,器官協調師得讓各科醫師動起來,完成檢驗、腦死判定、以及各器官的功能評估。如果死因是意外造成,還要找檢察官相驗。同時間,器官協調師也要啟動配對的程序,連線「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」,登錄捐贈者資料,確認等候名單順位,並逐一聯繫詢問病人狀態及意願。以心臟為例,一次要聯絡順位前 3 名,如果病患所屬醫院分屬 3 間醫院,就要聯絡 3 次。這只是一項器官而已,如果全部器官評估都能捐贈及配對,程序將更為繁雜。
《生死接線員》劇照。(圖片提供/公視)
「一個捐贈工作,全醫院都被我們叨擾了。」站在最中間的位置,潘瑾慧同時要扮演多項角色,不只要承接家屬的情緒,也要體諒同仁的疲憊:「有時候半夜 3 點,你要聯繫腦判醫師,人家在睡覺,明天早上還有門診,門診約診了 80 號,你要請他來做腦判,一定很困難嘛!」
潘瑾慧從慈濟護專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臺北振興醫院的心臟內外科 VIP 病房擔任臨床護理師,照顧了許多等候心臟移植的病人。那時候還沒有健保,器捐也還在草創期,想換一顆心臟,得先繳保證金,繳了也不代表排得到。
「看到這些生命在眼前消失,我深刻感受到等待的迫切。」潘瑾慧依然記得,某年聖誕節前夕,來了一個心臟捐贈的通知,當病人迎接喜訊、已經迅速準備好所有移植術前準備程序後,下一通電話卻傳來「很抱歉,家屬捨不得」。
從欣喜到落空,病患一家老小無助地跪在當時只是護理師的潘瑾慧面前,想知道是否還有轉圜機會。然而,「這不像等公車或是考試放榜,你不知道器官移植會等多久。」潘瑾慧語帶沈重:「我很想知道前端出了什麼問題。」
一段時間後,命運似乎回應了她。臺大醫院開了器官協調師的職缺,在 400 封履歷的海選、好幾關的面試後,她終於如願以償,走到未知的前端,面對全新的挑戰。潘瑾慧成為器官協調師時,器官勸募網絡計畫剛起步,2 位比她早進來的協調師學姊只有半年經驗,偶爾同時有 2 位捐贈者,就得各自分工作業。於是她學會單打獨鬥,一個人面對病床前的生死百態。
潘瑾慧首次獨立服務的對象,是一名猝死的年輕女性。能用的時間有限,手術前還要找檢察官相驗,潘瑾慧與時間賽跑的同時,等待她的,除了組織缺氧的時限外,還有甫接噩耗的死者丈夫。她向丈夫說明,由於太太心臟已經停止,器官功能歸零,初步評估只能捐贈眼角膜,術後只要做好遺體護理,太太就像是閉眼沈睡般,不影響外觀。
《生死接線員》劇照。(圖片提供/公視)
在取得丈夫的同意書並完成檢察官同意手續後,急診室的簾子拉了起來。意料之外的是,在實際手術的過程中,眼科醫師考量時效,決定取出整顆眼球,回去再慢慢分層。沒想到,眼球取出後卻血流不止,止血過程中,太太的眼眶難以避免地留下了些許瘀青。
怎麼跟家屬解釋?先生簽下同意書的畫面閃過潘瑾慧腦中。她請護理長調閱舊病歷,找到了可能原因:太太因為心臟換過瓣膜,先前曾服用抗凝血劑,然而在與家屬的術前會談中,家屬並未提到,術中自然也無從預防起。儘管醫學上找到合理解釋,但身為器官協調師,需要的不只是答案,還需要家屬的諒解與接受。她硬著頭皮向丈夫說明,身材宛如「館長」,穿著吊嘎、短褲,皮膚滿佈刺青的丈夫一聽完,拳頭拍向桌子,連 2 次說:「你再講一次!」
潘瑾慧盡管忐忑、仍然一再地誠懇說明。彷彿過了一日那麼長,終於,丈夫深吸了一口氣:「所以,如果是我死了之後做捐贈,不會是那個樣子?」潘瑾慧說:「的確是。」丈夫說:「那我能夠理解了。」接著,「她的角膜漂亮嗎?」潘瑾慧保證:「她的角膜非常漂亮。」
會做捐贈,就是希望她的角膜能繼續留在世界上,讓孩子在母親的看顧下長大。丈夫這麼說。
陪伴丈夫去看太太時,他一見到太太,一反外表的剛硬,無比溫柔地撫觸妻子⋯⋯之後,每當潘瑾慧累了,她總會想起這個畫面,以及畫面背後,因愛而強大的生命力量。
示意圖。(圖片來源/Richard Catabay/Unsplash)
臺灣人對器官捐贈還有許多迷思,因此捐贈數量與等待人數永遠是失衡的天平。在器捐的現場,也會遇到不少困難,尤其當事人沒有和親人討論過時,更加不容易。有時家屬找不到器捐卡,就擔心:「是不是代表他改變心意了?」有時最親近的家人同意了,卻有遠久不見的三叔公、六嬸婆跳出來阻止。難分難解的拉扯中,有次家屬甚至直接在病床邊擲筊。
處在尷尬的位置,潘瑾慧必須努力同理每個人,「我一定會講:『不管捐或不捐,我相信所有家屬對他的愛,都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,只是表現的方式及立場不同罷了。』」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,「圓滿」是最重要的課題。「不是要做捐贈才是圓滿。」潘瑾慧強調,捐、不捐、或僅捐一部份,不只希望符合死者的心願,也要活著的人能夠接受,能在來回擺盪中能求得心安,才是所謂的圓滿。
讓家屬下定決心的契機不盡相同,有一次,一位太太在接幼稚園小朋友下課時,不慎發生車禍。到了醫院,先生、孩子與 2、30 幾個親人集合在會議室,展開捐贈的會談。潘瑾慧從急診的救護開始,陪家屬逐一檢視是否達到「積極救治」,梳理完畢後,正式面對「要或不要」的難題。
多方意見僵持下,潘瑾慧見到孩子一直待在旁邊,像個小大人般靜靜聆聽。她便問:「弟弟,你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嗎?」孩子點頭說:「媽媽要去做天使了。」她再問:「媽媽做天使了,那你怎麼辦?」他說:「天使會照顧我的。」
或許是孩子童真的無心話語,打開了家屬的心結,意外重啟會談的可能性。最終娘家與夫家的長輩與家屬取得共識,同意在大致不傷及外觀的情況下,捐贈部分的器官。潘瑾慧感嘆:「愛的表現每個人都不一樣,取得共識就好。只要願意做捐贈,都是很難能可貴的。」
從 1987 年第一部器官移植相關法律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」到現在,器官捐贈走過了不少變革,「遺愛」的概念也得到社會更多的理解,甚至在八仙塵暴時,還有熱心民眾不清楚活人不能捐贈,主動打電話詢問:「能不能捐皮膚?」
示意圖。(圖片來源/Richard Catabay/Unsplash)
改變歷史的重要推手,正是長期處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。曾經,器官捐贈沒有全國的協調網絡,只能以「人治」的方法分配器官。2005 年終於建置平臺後,下一個問題是缺乏檢驗數據流通系統,器官協調師在聯絡受贈醫院時,還是需要在電話中口述資訊。後來在潘瑾慧的建議下,才開始上傳資料到系統。
工作流程的進步外,對捐贈者的環境也漸趨友善。以前,曾有家屬請員警完成交通事故備案,以進入器官捐贈程序,沒經驗的員警一句:「人又沒死,你要備什麼案?」卻傷透家屬的心。潘瑾慧因此將事件提到登錄中心,最終建立了器官捐贈的標準化流程,讓整個器官捐贈環境,不管是對捐贈者家屬,或是多方的工作人員來說,都更加友善。
儘管已經走了這麼遠,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。器官協調師工作高壓、工時不穩定,已經造成人員快速流動的隱憂。而當衛福部把器官捐贈推廣、教育訓練宣導與醫院評鑑連結時,更形成一種「業績壓力」,可是什麼時候有人過世、家屬是否願意捐贈,都不是器官協調師能左右的。
總是遊走在死亡與生命的邊界,取得器官再給予他人,器官協調師的職位有「禿鷹」的稱號。有時候潘瑾慧只是走到加護病房找主任開會,一踏進門,所有人就會緊張地問:「學姊你來看誰?」潘瑾慧無奈地苦笑:「禿鷹的背後,有天使的翅膀,帶著很多等候的渴望。」
陪伴無數生命走過生死旅程,回到自己的人生裡,潘瑾慧喜歡旅行。她每年一定要請一個連假,與家人好好地安排一趟自助旅行,全然投入屬於自己與家人的時光。這小小的堅持,是 24 小時待命的高壓工作與生活的必要平衡。
《生死接線員》劇照。(圖片提供/公視)
去年,她完成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所的碩士論文,藉此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:「一路跌跌撞撞、懵懵懂懂走到現在,真的很幸運,能在近距離貼近死亡的過程中,從服務過的家屬身上,學到這麼多人生的經驗!」
13 年來站在生死第一線,原以為潘瑾慧已經看慣悲歡離合,然而在訪談中,她還是數次忍不住落淚。或許正是那份真實,才能接住家屬面對無常的痛苦,也因為這些長年在崗位上的堅持,臺灣的器官捐贈才得以累積更多的經驗,與社會一起學習面對生命的終結。
文章出處:NPOst 公益交流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