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心靈風暴2-1】學生自傷、師生衝突數字連年升　專家：家庭與網路讓他們「不是戰就是逃」

2026年的教育現場有兩個現象同時存在：學生與教師的衝突數字節節高昇，同時，學生自殺及自傷的通報量也不斷增長。專家認為，不同於過去從小有許多學習人際互動的機會，現代社會小家庭為主，加上許多小孩早早習慣3C產品、接觸社群網路，因此缺乏人際互動經驗，面對壓力下容易往「戰鬥或逃跑」的方向行動，而儘管目前政府已推動SEL社會情緒學習教育，但一來仍需要更多資源投入，再者相關教育也應該涵蓋到家庭、家長，才能更有效協助兒少。

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日前表示，發現89所學校回報，近2年有教育人員因教學或輔導管教，導致受到學生攻擊並受傷，甚至有學校多達十幾次。理事長陳清義無奈表示，他聽到瘦小的女老師被學生勒脖子，也有被學生用頭撞、被咬，直言這是全國性輔導管教問題，現在學校可以使用的輔導手段，最多就是開獎懲會，要求家長帶回家保護管束一週，家長不配合也無法強制，「老師說我看到他進來就會發抖，這要怎麼辦？」

這不單單是89所學校的困境，全國超過3800所中小學可能都面對共同的難題。翻開教育部統計，近年來校園師長與學生衝突事件的通報件數，逐年增長，2014年僅有312件，到2019年已成長為500件，並在2024年達到785件新高。

　

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另一方面，學生族群被通報自殺及自傷的件數也連年增長，從2020年的8731件，到2024年1萬9909件，當中又以國中階段成長最驚人，5年時間從2934增加為8895件，第二快速者則為高中階段，從2431人增加為4975件。



驚人的數字底下，到底現在校園裡的兒少們，面對著什麼樣的心靈風暴？

傷人、自傷都在表達「我撐不住」　專家：社會支持系統、信任感消失

諮商心理師潘彥秀曾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服務多年，她認為，若僅將問題歸因於學生、家長或教師個人，可能忽略背後更大的系統因素，通報增加，代表社會對心理健康議題更敏感，但也令人擔心，「是不是越來越多孩子，只能這樣（透過傷人、自傷）表達痛苦跟求助？」再者學校、家庭與心理衛生系統，是否有足夠資源與人力承接後續需求？

潘彥秀提到，兩種看似不同的現象，本質上是個體在面對超載壓力時，神經調節系統失靈的兩種極端展現，內在痛苦找不到安全調節通道時，有人大腦的防衛機制選擇向外開戰，用攻擊來捍衛安全感；有人則向內逃跑，用自傷來宣洩，從心理學角度來看，這些行為往往不是想結束生命或製造衝突，是在傳達：「我真的撐不住了。」

她談到，有句著名諺語，「養一個孩子，要用全村的力量。」然而在都會化、少子化下，小家庭、雙薪家庭成為主流，大多數家庭失去在地支持資源，照顧責任被迫委外到學校身上，與此同時，教師除了教學工作，還需承擔行政、輔導、親師溝通與危機處理等多重角色，再加上疫情後，許多青少年將大量時間投入網路，而演算法往往推送相似內容，造成孩子接觸不同想法、學習理解差異、容忍挫折的機會大幅減少。



「以前心情不好，可能會出去走走、找朋友聊天、慢慢消化情緒；現在很多事情都被壓縮了，孩子常常希望快速解除痛苦，卻不一定有足夠的時間、空間理解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」潘彥秀說。

除了支持系統減少之外，潘彥秀也觀察到社會信任感正在改變，許多過去的界線開始慢慢模糊，孩子不覺得家長、老師會相信他，親師之間可能也無法互相信任，人們面對壓力最原始的反應就是戰、逃或僵，缺乏互信時，為了自保，會採取先投訴、留證據的防衛機制，然而，當體制逼每個人都必須武裝自己時，便失去了彼此理解與對話的空間，近年校園衝突、自傷通報增加，其實背後指向同一件事情，整個社會的信任與支持系統，正處於重組、震盪的過程。

3C世代缺人際互動？教師更嘆網路霸凌讓人際問題難止息

衛福部桃園療養院副院長李俊宏進一步分析，目前兒少的成長環境、家庭結構都和過去不同，影響最大因素應該是家庭結構與3C產品，導致許多兒少欠缺良好人際互動的環境。

他說明，人對於情緒的控制跟察覺、抒發或排解，會牽涉到家庭教育，過往大家庭，除了父母外還有叔叔、伯伯、阿姨等親戚，可以給予孩子較多的情緒回饋，學習在不同情境下怎麼表達或處理情緒，再者許多基本能力是從遊戲建立起來，玩辦家家酒，排隊等盪鞦韆都能學習處理人際關係跟情緒。



李俊宏談到，但現在許多小孩是3C世代，成長過程缺少人際互動下，當開始要上學，在沒有任何經驗下碰到人際衝突時，很容易變成透過快速反應的系統來運作，「他只剩下要打或要跑」，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之間的落差缺乏銜接下，造成孩子缺乏因應挫折的能力，不僅是台灣，包含美國、日本現在也越來越多這樣的情況。

對於網際網路、3C產品的影響，高雄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李雅文也深有所感，她指出，過去學生彼此的糾紛，通常下課後、離開學校就沒事，但延伸到網路上後，甚至可能衍生成網路霸凌，這幾年常見情況，是在校園裡處理完霸凌事件，以為已經告一段落，「他們回去後又在網路上拉一個小群組開始罵，沒完沒了，關了一個群組，他們又再拉一個群組。」

李雅文感慨，網路霸凌的問題之一，是比實體的霸凌或衝突更難發現，除了只能繼續加強宣導外，現在許多老師也養成習慣要定期「海巡」，想辦法加進學生的社團、群組，但網路時代要開新群組實在太簡單，他感嘆，時代的變化太快，「大家還來不及產生一個好的規範的時候，又出現新的東西。」



辨識、排解情緒都需要學習　教育部推SEL能應對心靈風暴嗎？

學生的心靈風暴不是台灣獨有，美國心理學會（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，APA）於2025年底發布的報告顯示，在2021-2022年度的調查中，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表示曾遭受過學生的口頭暴力或威脅，包括教師（80%）、行政人員（64%）以及心理人員和社工（63%），甚至有56%的教師、56%的學校心理學家/社工/輔導員表示曾遭受過學生的身體暴力；該份報告也建議，需要建立能加強學生情緒調節、韌性以及建立積極關係能力的支援服務。

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2025年自殺統計數據則顯示，19歲以下青少年的自殺人數升至532人，是1980年統計以來最高紀錄，分析指出，導致他們走上末路的首要原因，為學校問題，包含學業、未來發展以及跟同儕間的人際等問題。

回到台灣，主管機關對於腳下的風暴並非沒有察覺。教育部近年來除了致力增加學生輔導資源、推動心理假以外，也在去年（2025）2月推出第一階段5年期（114-118）的社會情緒學習（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, SEL）中長程計畫，期盼從國家層級推動計畫，將SEL融入各學科，包含教導學生情緒覺察、人際互動、溝通技巧等面向，國教院長林從一當時就說明，很多情緒覺知是社會性的，像覺知對方在憤怒、嫉妒，以及覺知情緒時要做什麼，推動SEL是為了應對如網路成癮、網路霸凌等社會現實問題。



來自高雄教師會的董書攸推動SEL已有多年經驗，她說明SEL沒有規定統一的推動方式，也很難在學科時間融入，實務上來說，大多老師都是在事件發生時，透過機會教育的方式帶入，或者利用早自習、午休等零碎時間進行，內容像是在於讓學生安頓自己，尤其青春期的孩子處於變動階段，情緒突如其來的狀況會更多，但很多小孩只知道自己會生氣，不知道還會有緊張、焦慮、悲傷、難過等情緒，他們會教學生去感受、辨識並練習訴說情緒，接著再透過深呼吸、找人聊聊、去做喜歡的事等方式，學習如何讓自己先安定下來，而不是馬上暴衝。

「關鍵就是讓自己冷靜下來，釐清自己為何生氣，以及是否能講清楚。」董書攸說，大部份情況下，如果能轉移注意力，當下暴衝的情緒過去之後，後面通常就不會太嚴重，實務上也有老師回饋，本來遇到衝突習慣先嗆聲的學生，後來開始會自己知道要先深呼吸，慢慢搞清楚發生什麼事，「甚至老師情緒上來時，他們還會叫老師要先深呼吸，很好玩。」



但她也指出，目前雖然各地都有推動SEL課程，但成效是否落實無法確定，實務上來說，即便老師跟大多數家長都很用心，但只要有一個不理性家長，很容易推翻全部努力，對此他們其實也有在規劃，製作針對家長的SEL課程，必須老師跟家長都知道如何處理情緒，才能更好地引導孩子。

老師「解壓」才能協助學生　專家籲：增加教師人力、支持系統

面對複雜的現況，李俊宏認為，最重要還是要讓孩子有人際互動的能力，一者就是盡力呼籲父母、長輩多陪孩子，讓他們有人際互動、遊戲學習的機會；再者對於SEL，重要的不是只有父母，整個社會都應該學習怎麼辨識情緒，否則學生看到學校跟現實社會有所落差，就不會相信這些事。

李俊宏也指出，教育現場的人力可能需要更多調配，比如歐洲有些國家有雙導師制，可以更好看照孩子的狀況，尤其如果學生需要特教資源協助，或要導入新的教學方法時，兩個老師互相搭配可以較好運作，否則他們在現行負擔下，未必有時間心力負荷。另外，現在孩子的情況非常多樣，有些需要精神醫療共同協助，目前有類似的合作，多是靠有心的醫師自行努力，如果教育部、衛福部能有相關規劃，就可以透過醫療系統解決一部份學校的問題。



潘彥秀則認為，未來除了應該給予更多資源，補足專輔人力與經費外，更重要是建立可信任，且可即時使用的制度支援，過去傳統社會靠鄰里人情，現代校園則需要制度化的專業織網，首先要落實教師心理支持，目前許多教師承受親師衝突、防禦性教學等壓力，許多老師看得出來孩子需要幫助，「但他們很需要支援」，呼籲加強教師諮輔支持等制度，「讓他們知道，求助不等於教學能力有問題」，再者要對親師衝突或校園危機等狀況，提供更多法律支援，減少惡意濫訴情況。

對於推動SEL、創傷知情教育等，潘彥秀指出，這些都能有效降低親師生間的防衛對立，然而理念要落實，制度必須提供足夠彈性，SEL最重要的一步是「停下來」，辨識情緒、理解脈絡，再思考如何回應，如果現場始終處於超載、耗竭的狀態中，「再好的輔導觀念也只是空中樓閣」，如今不是單一老師或學生的問題，是整個支持系統都在承受壓力，未來最重要是重新建立讓學生、家長與老師都願意信任、求助，也願意一起承擔的支持網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