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浪後的香港／民間韌性激起全球研究浪潮　從台灣照見未來

香港於2019年發生反送中運動，2020年通過「香港國安法」，公民社會大幅萎縮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挑戰，香港彷彿經歷了一場巨浪，席捲了社會、政治、經濟以及文化的各個層面，留下斑斑水跡，浪潮退去後仍有暗湧翻攪，就連台灣也受到捲動，影響持續蔓延，共同思索自身的處境與未來。

梁啟智曾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，他自2021年從香港來到台灣，以台灣作為海外推動香港研究的重要基地，，他擔任中研院社會所客座助研究員，加入社會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。時值香港國安法5週年之際，他與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共同擔任主編，出版《巨浪後》，集結台港學者從國際金融、地緣政治、公民社會、新聞媒體到文化記憶，試圖描繪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景觀。

《巨浪後》呈現了香港的A、B面，一方面提到了中共帝國方略對香港的壓迫，一方面又展現了香港民間社群的韌性。

「你可以把香港看得很大，也可以看得很小。」梁啟智經常以「尺度」觀看世界，他覺得「一國兩制」的張力正是尺度的拉扯，有些事情被看成中央的，有些是地方的，但現在「我們以為是香港的都變成中央的。」當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已由單一方主宰，一國兩制無法翻轉，他試圖跨出不同的尺度，思考在中國之上、香港以下的問題。

梁啟智認為，中國與香港的問題其實是中國與世界的問題，也是香港的人與人之間，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問題，尤其公民社會的消散或萎縮不代表人與人連結的斷裂。

時值「香港國安法」5週年，北京與港府積極「說好香港故事」，舉辦多場國安法5週年、一國兩制研討會，試圖說服西方國家，一國兩制未受影響，香港仍有充分的自由與法制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學者流散海外，台灣成為重要的海外基地，中研院社會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2023年與2024年分別在台灣與東京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。



《巨浪後》在台灣出版得益於台港的地理與心理距離。梁啟智解釋，許多學者已經不能或不願入境香港，如同過去大家將香港當作研究中國的基地，如今台灣距離香港近，資訊傳遞迅速，具有專業自主的學術社群，他最近煩惱的是研討會今（2025）年要搬回台灣舉辦，但報名人數超越以往，必須有所取捨，「慶幸的是，作為一個自由的學術社群，不是任何人告訴我們誰能來、誰不能來。」

梁啟智也提到，台灣與香港沒有時差，台灣是華文出版中心，華語研究資源豐富，他舉例在其他國家的香港研究計畫，不乏遇到相關人員不懂中文，一時無法判斷、分類資料的狀況。另外，台灣社會對香港有基本熟悉感，「講到周星馳的電影，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。」不過，他也提到，台灣的大學校園中香港書籍仍不多，並缺乏系統性的香港研究課程，這是未來值得努力的地方。

香港研究在海外遍地開花，除了中研院，台灣成立香港研究學會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設立香港圖書館，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設有香港史研究中心，加州大學也規劃香港相關課程，「香港研究不只是研究香港，而是透過香港理解中國。」梁啟智解釋，這種跨國學術網絡，使香港議題成為全球關注中國政治變化的窗口。

這是在抵抗北京嗎？梁啟智反駁，在自由國家的學術界，具有自主研究的專業社群，共同形塑研究的議程，不是被任何政治勢力決定，全球都在做香港研究，因為香港是民主倒退的經典案例甚至是極端案例，「我們不會問這個題目會得罪誰，只會問它是否值得研究。」這與官方論壇的政治宣傳有本質不同，「不一定是要批評中國的內容才能發表。」

香港已死嗎？許多討論香港的活動上，經常有人拋出這樣的疑問，梁啟智認為，若是論個過往相對自由開放的政治環境，那的確已經不存在；若是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基本價值的追求，卻仍有人持續堅持，因此不願隨意下定論，「台灣人也不會如此輕易地思考台灣。」在他看來，香港仍存在多層次的社會樣貌，並非一句話就能概括。

梁啟智相信，正是無法輕易回答，才需要著書，《巨浪後》既是紀錄，也是開端，即便制度環境收縮，「還有很多事情在發生」。他強調：「香港不是沒有了，而是需要用不同的尺度與角度去看待。」如同颱風過後的香港，究竟是重現陽光或是清理遭破壞的土地，港邊的小船究竟是沉沒或是飄向更遠的地方。

許多人讀完《巨浪後》，念念不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的話，他曾引用一位受訪者的話說：「國安法下的香港就像一個黑暗大海裡的孤島群，島上都有人在耕耘，但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，需要偶而有船經過，發出光亮，讓島上的人看見彼此，船經過後，大家又各自默默工作。」巨浪後，當我們從台灣望向香港，也是在照亮自己的未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