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深度報導】沒人接手、流動率高…教育部「緩衝機制」防割頸案重演卻受阻

新北國中生割頸案發後，教育部推動「過渡性教育措施」，盼讓少年離開少觀所、矯正機構後，先有緩衝空間再回學校，以防悲劇重演，然而事發至今2年來，地方執行上卻頻因無機構願意承接而流標，或輔導員因待遇不理想而離職，而在經費之外，第一線人員直言，最缺跨部會合作，學校後續不願承接下，最多2個月的過渡期難以發揮效果，呼籲相關單位應該重視，好好協調。

轟動一時的新北國中生割頸案，日前高院二審宣判，犯案的「乾哥」處12年、教唆的「乾妹」11年徒刑。死者楊生爸媽聽判後大哭，高喊「你要修復他們，誰來修復我們」，社會對於是否需要重新審視少年犯的保護措施，再度開啟輿論戰火。

割頸案二審宣判，受害人父親對判決結果不滿，當場落淚。資料照，廖瑞祥攝

2年過去，司法程序與爭議還在持續，另一方面，教育部門已有補網行動，但成果或許差強人意。

過渡性教育措施當緩衝　教育部年補助近3000萬盼接住曝險少年

時間回到2年前的聖誕節，於新北市就讀國中的「乾哥」為了幫「乾妹」出氣，以彈簧刀攻擊另楊姓學生，導致楊生大量失血過世，根據報載，犯案少年曾經出入少年觀護所後又回到學校，也掀起討論。

根據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規定，未成年學生觸法後，尤其若牽涉到《刑法》範疇，嚴重者會先收押在少年觀護所最多6個月，而假若經少年法院判定有必要者，則會進入少年監獄，即是所謂的矯正學校；然而當這些少年期滿回到一般學校時，除了社工、少年輔導官追蹤外，尚缺乏足夠的協助機制。

割頸案發生後，時任教育部長潘文忠隔年3月在立法院受訪時，則說明將和相關團體合作，建置中介教育基地，學生從少觀所或矯正學校回到學校前，可以先在這裡進行中介過渡階段，再返回學校。



所謂的中介教育基地，正式的法律文字是「過渡性教育措施」，2019年就已列入《少事法》，割頸案後，教育部在2024年4月發函補助各縣市共約2728萬356元試辦，而後在今年（2025）1月發布補助要點、納入常態性工作，總計核定2992萬474元，讓少年在返校前有過渡空間，避免直接回學校造成風險。

社福單位供不應求　縣市政府連找合作都有困難

目前，教育部並未強制要求各縣市做法，而是給予補助，由縣市政府自行規畫。記者查閱22縣市政府相關公告及標案資料，大致分為兩種：如桃園市、雲林縣、台南市、高雄市是透過標案由社福背景的民間團體承接，預算從約70至300萬元不等，而如新北市、新竹市等地，則由學生輔諮中心等單位負責，多半會另聘輔導人員。

然而無論哪種模式都不甚順利，委外標案方面，根據政府採購網資料，今年桃園市曾流標3次才找到機構承接，金門縣3度流標仍無決標，而多數縣市的徵才，都要到2、3次徵選後才有人，東部甚至出現8次招聘者。



「現在問題是沒有機構來標！」雲林地院主任調保官謝嘉仁直言，常見的安置機構，本來承接社政體系的案件就已經忙不過來，沒有更多餘力投標，或投標者本來沒經營過相關領域，比如老人福利團體，當然他們都有輔導員、社工，這考量到領域差異，這些團體承接後也比較容易感到辛苦。

他也坦言，如果只由教育部門單獨找人會較困難，應該要跟衛福部社家署合作，其實他們近來也有討論，是否不一定要以安置機構的規格，可以用團體家園的規格來要求，這樣就可以更有彈性。

前彰化縣輔諮中心主任方惠生則說明，因為目前預算是依照需要服務的學生數量來補助，有些地方的標案費用一年不到100萬元，因此也不一定有團體願意承接。

諮商心理師全聯會媒體與議題委員張祐瑄說明，這些孩子的家庭通常會有狀況，反映到身心上，許多是過動症、注意力不集中，或情緒控制會有困難，心理上也容易有負向、敵意解讀，因此更希望透過住宿式空間來協助，但這對人力、空間會有更多要求，能符合標準的團體本就有限，因此多數縣市都是選擇非住宿型計畫，白天上課、輔導關懷，但晚上還是回到本來家裡。



一年一聘、月薪最高4.7萬…輔導員流動率成考驗

人力也是另外一個困境。由輔諮中心負責業務的縣市，多數會以專案方式，另外聘請1-2名心理或社工背景人員負責，依據公務機關人事規定，他們的月薪多約落在3.9萬到4.7萬元之間，加上大多是一年一聘，實際來說，這個待遇並沒有太高的吸引力。

張祐瑄直言，一年一聘下，輔導人員本身也面對不穩定、不確定感，然而過渡性教育服務的孩子，很仰賴長期關係與信任，如果人員流動頻繁，「對學生也是再次被遺棄的感覺」，同時要照顧這些孩子的挑戰性也較高，薪資跟工作內容難以平衡下，也難留住人。

事實上，會動用到這項措施的人數非常少。新北市教育局便回應記者，新北市113年共3名、114年目前1名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並已完成課程；桃園市學輔校安室主任施力中則表示，桃園市今年尚無個案；而在教育部今年7月提供立法院的書面報告中則指出，「過渡性教育措施自113 年推動以來，已協助24位具輔導關懷需求學生，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銜接機制。」



一名不願具名的輔諮中心主管Y坦言，會用到相關服務的個案本來人就少，「可能一年就1、2個，所以不是所有縣市長都會在意」，也未必會願意給予足夠的資源，但他嚴正強調，這些少年雖然人數少，但需要非常複雜的協助，如果沒有有效協助，都可能引起其他問題，仍然應該要重視。

講清楚、給支持　雲林靠溝通辦成住宿式機構

目前，全台灣僅有少數縣市提供住宿型過渡性教育措施，雲林縣正是其中一例。

謝嘉仁說，雲林從2024年施行迄今，已經承接過11個少年，這些人的家裡都是經濟弱勢，很多是隔代教養或外配子女，弱勢家庭居多，加上考量交通下，確實會有住宿的需求，「因為它有一點要去替代家庭功能。」

對於如何推動，謝嘉仁直言，除了一定要是最有利標，避免壓低成本影響品質以外，重要是溝通，廠商來投標時，確實不少單位會有疑慮，少年法院也要進行溝通，「因為他會怕，這些都是比較嚴重、需要收容的少年，輔導難度已經偏難，如果法院沒有把我們可以提供什麼幫助、少年特質是怎樣、需要什麼告訴機構的人員，他們不太敢進來。」



對雙方的合作，謝嘉仁說明，機構安排好課程後，會知會調保官、給少年法庭備查，其實有時在少觀所的時候，他們就會跟少年討論未來想做什麼，像有個少年對修理機車有興趣，後來過渡性教育時，就安排他半天時間去機車行當學徒，讓他們也可以在過程裡建立自我價值。

謝嘉仁也談到，關鍵是跨單位能否合作，實務上考量後續跟法官、家長、學校、安置單位溝通，未必所有調保官都會建議去過渡性機構，其實他們當初推動時，就連縣府、教育處也會擔心，這都需要少年法院即時給予支援，而如今中部地區的縣市，陸續都來跟雲林請教過，「其實很多縣市都有意願，但是就差臨門一腳。」

戶外活動、人際課程　過渡性措施重要是建立信任

日間型的機構又是如何運作呢？方惠生說明，像彰化縣會由兼任心理師、課程導師、志工等人員共同合作，重新量身設計專屬孩子的課程，最重要是學習如情緒控管、人際互動等技能，或安排技藝類課程，並跟學校協調，讓孩子能慢慢幾堂課、幾堂課逐步回到學校裡，重點同樣是要跟學校溝通，「就是要降低學校的焦慮，慢慢相處來的啦。」



春暉愛幸福協會，也是彰化縣協助課程的其中一個單位。志工大隊隊長謝孟椒說明，一開始他們會拉出一整天，帶學生到外面互相認識，他會帶學生騎腳踏車、健行、露營、釣魚，也會帶去朋友的咖啡莊園玩，看似玩樂，但其實這是動態引導，「因為他們都會很倔強」，透過活動，可以在過程裡慢慢聊天，也讓他們有機會感受溫暖、學習人際應對的方式。

如果孩子有想做的事，謝孟椒說也會盡力協助，他們就遇過有孩子想賣雞蛋糕，於是他引導這個孩子去思考成本、怎麼販售，甚至叫他去夜市訪問攤販。

「他可能家庭失衡、沒有溫暖，大人就要教他，讓他可以感受正常家庭。」謝孟椒也談到，這些學生上課時，很多是自己走路來，沒有家長接送，甚至家長不願意配合，他們要到家裡把學生載出來，也因此更需要他們給予愛和支持。

個案懷疑體制、學校怕出事　輔導員成夾心餅乾考驗多

第一線人員摸著石頭過河，當然還是遭遇不少困難。張祐瑄表示，這些學生裡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對學校、體制不信任，所以可能逃課，所以最重要是網絡合作，要由調保官給孩子明確的法律界線，告訴他這是《少事法》的裁處，是類似於保護管束、戒訓的裁處，任意缺課的話，會影響後續法律裁決，可能又要回到少觀所。

然而根據規定，過渡性教育措施的時間為1個月，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，這段時間能否有效，對不同個案都有不同效果，尤其後段未必所有資源都能接上。



謝孟椒也感慨談到，他們也有輔導過的學生，轉學到外地後又「爆掉」，在學校裡一直跟教師起衝突，他們之前才特地去拜訪、關心這個孩子，「這不是一時的，我們帶完之後還是會持續聯繫，這是一輩子的事情。」

謝孟椒認為最大考驗是學校端是否能夠承接。確實不少老師會害怕，也有些是學校家長施壓，覺得把學生送走就好，因此他呼籲，還是要有重視的老師能承接，「我沒辦法取代學校老師跟家長，我們只是在過渡性時間裡，讓孩子願意接受旁邊的人」，長遠之計，還是要讓他在學校裡有信任的人，尤其這些少年其實對人際都很敏感，「你是真的對他好還是呼籠他，他都很清楚。」

不能單打獨鬥！第一線籲跨單位合作機制制度化

常態化推動如今第一年過去，對於未來建議，方惠生強調，系統整合很重要，不管是調保官、少輔會及學校，「它其實是系統整合後，幫助這群孩子的方法」，但很常是各單位做各的，「這個孩子離開那裡就沒有了」，事實上教育單位裡，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法務單位或矯正機構在做什麼，雙方能怎麼合作，反之有些法官、調保官也會對這個措施存有疑慮，不一定願意使用，呼籲教育部、法務部應該要進一步協調合作機制。

謝嘉仁呼籲，住宿型機構有其必要，要符合居住標準、夜班人力，成本一定較高，希望教育部對此能有更多補助，引導各縣市往住宿型前進，「否則小孩子回到原生家庭，然後跟其他的狐群狗黨再搞在一起，這樣有什麼幫助嗎？」



張祐瑄則呼籲，轉銜要制度化，過渡性教育的執行人員跟校方要開評估會議，討論少年的狀況、還有什麼需要協助，可能前期輔導員還是可以短時間到校協助，也由輔導人員跟老師討論合適的對待方式，甚至可以進一步入班對其他學生宣導，藉此減少污名化，「好不容易可以回到學校，可以在制度面上多做一點事情」，她也強調，還是要思考人力穩定，希望薪資跟勞力風險能更平衡。

匿名的Y主管則無奈向記者表示，教育與法務單位缺乏合作，沒有強制力下，許多縣市其實沒有真正推動，甚至因為管不動少年，也無法掌握他們的狀況，「就回報孩子不知去向，也有的縣市說有輔導啊，但這個孩子還是又被抓去關了」，前線許多人努力，如果都是單打獨鬥，沒辦法整合有效資源，「以後可能還是會涼掉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