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者表示,現在的缺工問題,已經是各行各業的難題。示意畫面,圖為科學園區年輕人下班。廖瑞祥攝
台灣的少子化、高齡化的速度全世界數一數二快:即將在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(亦即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超過20%)。在2017年之後,台灣的民間投資升溫,帶動勞動需求成長,在少子化的環境之下,各行各業缺工的問題快速浮現。現在的缺工問題,已經不是20年前,大學畢業生不願意做辛苦的勞力工作,用引進外勞的方式解決部分產業所面臨的問題。現在的缺工問題,已經是各行各業的難題。
另外一個問題是,台灣過去的成長,倚賴某些出口製造業作為火車頭帶動出口與整體成長。從90年代至今,廣義電子業(包含半導體業)以及石化業,就是這樣的火車頭。有的東西,在國際市場上非常競爭,台灣的廠商只是分一杯羹。但有的東西,如現在的高階晶片以及相關供應鏈,台灣的廠商是在領先地位。這樣的技術領先意味著,全世界都是他的市場。而晶圓代工所涉及的龐大固定資本與昂貴的設備,乃至種種智慧財產權,意味著這是一個有龐大規模經濟的產業。台積電在台灣的擴張,一方面已經受土地、供水、供電的限制,另一方面,台積電(與其供應鏈)所需的技術與研發人才乃至基層員工,也會受限於少子化潮流之下的勞動供給不足。
晶圓代工涉及龐大固定資本、昂貴設備、智慧財產權等,意味著這是一個有龐大規模經濟的產業。圖為computex展晶圓畫面。陳品佑攝
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。台灣依賴著有這樣龐大規模經濟的產業,卻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規模去支應。最終的結果,就是台積電的高毛利、台積電需要往外設廠、而各國也急於與之競爭高階製程。台積電是護國神山。但要真能長久發揮護國作用,那麼必須允許它在國內規模的擴充。更重要的是有維持足夠的人才使其保持高階製程的領先。在經濟學裡,所謂的報酬遞增革命(increasing returns revolution),講的就是某些產業或某些經濟現象,並不能用古典經濟學的固定規模報酬的假設。不少產業的報酬是隨著規模遞增的(意即規模經濟)。在固定規模報酬的古典世界裡,只有比例是重要的,規模不重要。但在規模經濟的世界裡,重要的是量,而非比例。不少服務業適用古典的觀點,但部分製造業仰賴規模經濟。
人才是有限的。再怎麼好的教育,頂多增加一些人才在人口中的比例。但當總人口數在萎縮、年輕人口不足,人才的總量還是在下降的。這就是台灣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:各行各業仍需要相當比例的人才(比方說醫生數與人口的比例大致上可以不變,或者隨著人口老化微幅上升),但是我們需要足夠的「人才總量」來維持這些關鍵製造業的優勢。
關於少子化問題,有些人認為,解決之道,不在引進移民,而應從制度改革著手,讓人們多結婚、多生小孩。
首先,鼓勵已婚夫妻多生小孩的種種獎勵措施,在東亞各國都有實施,但幾乎完全沒有效果:即使在獎勵措施最慷慨的新加坡也是拉抬不了生育率。關鍵製造業的優勢需要足夠的「人才總量」來維持,當今少子化是大問題。示意畫面。陳品佑攝
然而,現在少子化的主要問題,並非有偶的人生小孩生很少,而是太多人不結婚(相較於以前)。於是有人鼓吹以北歐西歐的模版來放鬆婚姻制度、友善生育孩子的女性在職場的環境、鼓勵男性分擔育兒責任,並用各種國家資源掖注於育兒的各個階段。這裡的作法,有的需要透過修改法律引導社會漸離傳統的約束,因而費時甚久,有的則需要大幅加稅,以台灣的民情與民主實踐而言,難如登天。更何況還有許多其他造成人們不結婚的理由,比方說都會的房價太貴,居住空間太小,諸如此類,這些都是積重難返問題。
然而,
台灣的人口危機迫在眉睫。在我看來,開放移民是唯一的有效解方。
不少人認為移民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。所謂「我們要的是勞動力,來的卻是人」的說法似乎很有說服力,但我不以為然。這樣說法的背景是歐洲國家面對外籍勞工的情況。而「外籍勞工」的本質就是你不希望他們長期待在這裡,只是暫時的。而這種「不希望」本身若非某種隱含歧視的本位主義,就是對移民問題充滿恐懼。我們在歐美看到許多移民所衍生的問題。然而,對於移民政策,你可以有更多想像。
舉例來說,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,面臨類似的人口老化危機。然而,他的人口結構並沒有真的老化。真實走一趟新加坡街頭,你會感受到年輕人口的活力,而這樣的活力遠大於你在台北、東京與首爾所見。首先,新加坡政府大力歡迎各種白領移民以及投資移民。其次,他也有大量的名額開放給藍領移民。移民新加坡基本上有兩步驟:先取得永久居民身份,再取得公民身份。現在新加坡的592萬的總人口中,有高達54萬的永久居民(即人口的9%)以及177萬的非永久居民外國人。
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,面臨與台灣類似的人口老化危機。示意畫面。取自Pexels
即使新加坡已經在2013年選舉後開始縮緊移民政策,他還是全世界對移民最開放的國家之一。從1994年到2023年的30年間,新加坡的公民與永久居民人口,從290萬增加到415萬,成長43%。台灣在相同的期間,人口從2,100萬增加到2,342萬,僅僅成長12%。
新加坡是有些移工問題,但其「移民問題」相對歐美國家而言,極其輕微。在1965年建國以前,新加坡已經是一個種族混雜的都市。1960年代的馬華衝突其實非常嚴重。也因為那一段歷史,
新加坡政府小心翼翼的處理種族問題。一方面對馬來人與伊斯蘭教採取非常尊重與懷柔的態度,另一方面透過住房政策鼓勵混居。人們因為混居,所以公立小學也是種族混雜。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。大人難改變,但小孩子的可塑性大。我多年在新加坡的大學任教。親眼見證不同種族的學生打成一片,講著同一種新式英語(Singlish)。這就是從小到大在同一個體制下長大的融合效果。這裡不存在誰同化誰的問題。在新加坡的馬來人與印度人,仍穩固地保有其種族認同,而這些孩子們的國家認同也沒有分歧。反觀歐美,不同族群的居住地點都有區隔,導致這種從小一起長大的融合與互相理解的機制並不存在。
移民問題不是洪水猛獸。開放移民不只解決台灣的廣泛缺工危機,也是維持關鍵產業優勢與持續成長的必要手段。
*編按:本文轉載自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,獲作者同意授權刊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