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主任、政大創新學院院長杜文苓接受專訪。李政龍攝
不管是核電廠所在地新北市石門區、萬里區、屏東縣恆春鎮,或是低階核廢貯存的台東外島蘭嶼,甚至候選場址金門縣烏坵鄉、台東縣達仁鄉,雖是一方淨土,卻也被貼上既定標籤,不僅位處偏遠,缺乏經濟產業,人口外移讓高齡化問題嚴重,宛若成為國土中偏僻一隅。
而原本立意良善的台電回饋金制度,也被外界抨擊成「老、破、窮」偏鄉的遮羞布。
經濟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主任杜文苓接受《太報》專訪時表示,回饋金制度確實已造成社會一些既定成見。過去在從事核能溝通工作時,也看到因回饋金制度而造成地方分裂,有人支持、有人反對。因此,她開始思索,如何利用回饋金制度,加強地方團結的可能性。
核二廠
翻轉犠牲受害角色 創造正面想像在她看來,如果因為天然地質的選址條件,讓一些潛在場址被選中,再經過公民程序,當地也有意願做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;除了就科學、安全角度,讓地方風險降到最低,以及回饋金制度的補償之外,
能不能也思考,如何靠著回饋金翻轉地方發展,而不是讓當地原有問題更沉重。杜文苓表示,
當一個地方真的接受了「犠牲受害的角色」,就應有一個翻轉的程式,創造出一些地方發展的正面想像;而這些想像「必須被創造出來」。如果政府不回應地方真正需求,只是一昩拿著麥克風宣講,從科學面強調核廢處置的安全性,誰會相信?「但如果能有正面發展的想像,假若台北市某處的地質真的很合適,放在台北市也可以翻轉台北市,這樣也很好啊!」她說。
「高階核廢後續有幾百萬年,超越人類歷史的思考,回饋金有點像是頭期款的概念,即便沒有百萬年,至少也要有100年或200年的發展規劃;藉由回饋金資源,帶入更多基礎建設發展,帶動地方特色發展。」杜文苓舉例,若是地底深處埋放高階核廢,地上是否也能有能源產業發展的契機。
杜文苓坦言,這當中需要一些制度設計,也很理想化;但由於核廢料是少則300年(低放),多則幾十萬年(高放)的議題,已超越人類歷史發展,時間尺度也非人類可以想像,因而不敢說立刻就有最好的方案,但卻是一個很必要去思考的問題。這問題也不是台灣獨有,是全世界所有使用過核能發電的國家都要面對解決。
台電同仁也參與模擬選址的角色扮演,透過模擬找出選址最優解。政大民主中心提供
核廢出國處置?目前不是時機之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表示,願協助台灣處理核廢料;外界也在討論,若地狹人稠的台灣真的找不到合適場址,有沒有一種選項是將核廢送到海外,例如沙漠中貯存?
杜文苓表示,
不排除未來科技進步,或以人類地球村的角度來看,會在世界找出一個最合適的最終處置環境。但眼下的現實是,當今國際社會趨勢並非如此,加上地緣政治潛在風險升溫,各國還是依循自己的核廢料自己解決的原則處理。
有胡蘿蔔更要棒子?強制力非最佳解目前低放選址條例,核廢料處置設施場址回饋金為新台幣50億元;據原能會(核安會前身)2018年預告的選址條例修法草案,回饋金已提高為100億元。
外界曾檢討,之前核廢選址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,是只有胡蘿蔔(回饋金)但沒有棒子(強制罰則)。未來高放立法是否納入強制性規範?
杜文苓對強制立法持保留態度,因為
即便動用強制力,也只是把反對聲浪強壓下去,但最終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,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,她更希望用多元溝通來爭取認同,進而達成共識。